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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1日下午三点多，刘江峰转发了一条酷派手机的广告到朋友圈，配上的文字是“收山之作，敬请光临”。

熟悉的朋友们很快猜到，传了几个月的消息终于要宣布了。

几个小时后，来自酷派董事会的公告正式宣布：刘江峰于8月31日辞任公司首席执行官，由公司执行董事兼副主席蒋超接任。

兜兜转转之后，46岁的刘江峰第二次离开了手机行业。他之后的方向可能是退居二线，转型做投资。

刘江峰这个名字当年伴随着荣耀手机的快速崛起杀出江湖，但他离职之后的道路，却接连踩到两个“大坑”。

时也罢、命也罢，这个前华为人的转型探索，值得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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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少年得志”形容刘江峰最初的职业生涯并不为过。

刘江峰小时候跟着爷爷奶奶在农村生活过一段时间。老人的宠爱，让他养成了自由自在、不安分、不服管的不羁性格。

他也不怕在闹事后负责任。即使在回到父母身边上学之后，刘江峰还是会惹出不少麻烦，来自父母的一顿责罚自然也是逃不了的。但他并不在乎。

“你跟我来文的，我跟你来文的，你跟我来武的，我也跟你来武的。”刘江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经这样说。而这种性格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着他今后做出的不少抉择。

高中毕业后，刘江峰考上了东南大学计算机系。在那里，他并不像其他互联网大佬一样，有着诸多的传奇故事。“青春的列车没挤上，也根本挤不上。”是他自己的形容。更多的时候，他和其他同学一样，泡在机房里默默敲着键盘。

但最起码，刘江峰在大学四年期间把自己的专业基础打扎实了。这也让他在毕业后顺利被分配到了一份杭州512厂的工作，参与到了摩托罗拉“大哥大”的生产之中。在当时，一台大哥大的售价是3万元。

这绝对是一份不错的工作。刘江峰也愿意为此投入大量精力。他说，自己每天努力干活，每天第一个到，最后一个走，在厂里也学到了很多。

这是大概是成功的大佬们都会经历的一个阶段。刘江峰也很快得到了回报：刚进入工厂时，他的工资是每月300元，很快又涨到了400元；相比之下，一些老工程师的工资也只有每月170元。这一待遇已经让当时的刘江峰很是满足。

但1996年，华为砸来的每月6000元的邀约，却猛地把他的世界观颠覆了。

“当时这个工资已经超乎我对于金钱的认知了，花不完，也不知道怎么花。”这是他的最直接感受。面对着翻了10倍的月薪，刘江峰选择了南下，加入华为。

这是他毕业后的第二份工作，他也许不会想到，自己在华为一呆就是19年。

在华为，他的第一个任务是参与GSM（全球移动通信系统）系统的开发。他所在的团队有10个人。这10个员工帮助华为在国内的无线通信市场上最终取得了一席之地。进入华为第一年，刘江峰就被评为了公司年度十大优秀员工之一。

崭露头角后的刘江峰，自然在职场上继续顺风顺水。他很快从程序员变成了项目经理，再到产品经理、华为全球技术服务部总裁。2003年，刘江峰就任华为高级副总裁，那时候的他，也仅仅30岁出头。在很多人看来，刘江峰已经走到了人生的巅峰。

之前说自己“不会花钱”的刘江峰，也逐渐变得会花钱了。

华为的员工们会见到他开着自己的玛莎拉蒂跑车在路上飞驰。有关他重视生活品质，爱喝红酒、听音乐、打高尔夫、抽雪茄的说法也开始流传。

在严肃封闭的华为内部，自由洒脱的刘江峰可以说是一个“异类”。这样的一个人，并不会满足于一直在舒适区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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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适的日子一直延续到了2013年。当时刘江峰担任的是华为南太平洋地区部总裁兼澳大利亚公司董事一职。不过，多年一成不变的工作，已经让他感受到倦怠，他正在考虑离开华为。

但来自终端业务线的一纸调令，让他决定留下继续战斗。

2013年底，华为旗下的互联网手机品牌荣耀正式独立。这个品牌所肩负的任务，是抗衡当时正野蛮生长的小米。2014年初，刘江峰出任荣耀事业部总裁。回头来看，华为选中刘江峰，也许正是看中了他的这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冲劲。

刘江峰也乐于接受这个新鲜的挑战。他收回来自己本来打算上交的辞呈，一头扎进了to C的手机市场。

幸好多年的安逸生活并没有打消刘江峰的锐气。在他的带领下，荣耀当年的销售额从1亿美元飙至近30亿美元，销量达到了2000万台。

这也许是刘江峰“打怪升级”的过程中，达成过的最优秀成就之一。在那之后，刘江峰几乎就成为了荣耀在外界的代名词。在某种程度上讲，带领荣耀突围而出，也属于刘江峰的一次内部创业。

“这一成就看上去是一下子起来的，但其实是积累了很多，顺应了时代。”刘江峰如是总结自己当年的成绩。

但蹊跷的是，事业顶峰的刘江峰却突然离开了华为。这其中有一些不便透露的人事原因，也有刘江峰个性中不安分的因素。

2015年2月17日，腊月二十九，华为对外公布了荣耀的人事变动，赵明接过了荣耀总裁一职，刘江峰卸任。

但刘江峰还没有立即离开，当年春节之后不久，他还是跟队前往巴塞罗那，参与了MWC（世界移动互联网大会），但他并没有主持荣耀X2的产品发布会。

转眼到了4月，刘江峰终于发出了一篇3000多字的长微博，宣布自己正式离开华为。这篇辞职信的题目为《时间未老，理想还在》。

他在其中写道：“我终究是想到新的空间去闯荡一下，趁着青春的尾巴，中流击水。等多年以后回想今天时，我不希望后悔我不曾尝试，错过了又一次浪潮的到来。”

不安于现状的刘江峰，终究还是选择离开，投身于另一个空间。

当时的他，也不过40岁出头，年富力强；在华为又积累了足够丰富的经验和资源。大家都认为，无论他进入什么领域，都有能力再打出一片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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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华为后，刘江峰离开深圳，到了北京。

但他的创业项目却稍稍出乎了大家的意料——Dmall（多点），一家“帮消费者从实体超市买东西”的O2O平台。

从通信、手机到生鲜电商，这是一个大幅度的跨界转变。即便是知道刘江峰并不安分，但这个改变也让很多人心里打了个问号。

对外，刘江峰在提到自己创办多点的原因是，往往会说自己“满腔热血，希望改造传统产业链，谁都拦不住”。

但真正入行之后，刘江峰才发现，自己远远低估了转行的难度。创业半年后，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自己一头扎进来，才发现这个行业的坑很大，自己根本没想过有那么多困难。

压力山大的刘江峰，身上的潇洒作风也隐隐褪去。从深圳来到北京，刘江峰没有带上自己的玛莎拉蒂。为了确保生鲜供应链能够顺利运作，他往往会带着多点的高管，在半夜或清晨跑到北京的菜市场进行考察，叼着烟和菜农们打交道。

他说，自己的资源、经验、人脉都在通信行业，在生鲜电商领域，根本用不上。为此，他需要付出比同行更多的时间，来适应新的节奏。

从模式上来看，多点标榜的是无采购、零库存、轻资产，也就是说在冷链、仓储等环节均不涉及，这些都由与其合作的超市来完成；它们只聚焦客户，组建快递队伍。例如在合作的物美超市，多点会派6到10个人进行宣传、采购、配送。

这并不是刘江峰的首创，不少创业者已经采用了类似的“超市搬运工”模式来提供服务。当然，刘江峰也表示，会在多点获取足够的用户数据后，上线定制化的会员服务，以线上用户的需求去影响超市的采购、仓储等。

但无论他如何宣传，作为一个门外汉，多点的模式一直未能获得业内的完全肯定。新农商学院创始人辛巴就曾质疑多点的模式，称刘江峰的这种设想只能和一些互联网基因偏弱的传统商超合作，很难引起沃尔玛、大润发、华润这种大巨头的兴趣。

因此，即便多点在创立之初就拿到了来自IDG等机构的1亿美元投资，这家公司最终还是难以匹敌其它对手，在O2O的大潮消退后，多点更是无疾而终。

从2016年3月起。刘江峰也逐渐退出了多点。

《钛媒体》曾经在一篇报道中提到，从采访多点时期的刘江峰来看，他讲的话不是他真正喜欢讲的，做手机是老本行，生鲜电商对他来说还是有些牵强。

但不难想象，他之所以在离开华为后没有选择立即加入另一家手机企业，很可能受到了离职时同业禁止协议的影响。

不过，不可否认的是，回到手机、通信行业，也许才是刘江峰最合适的归宿。

之后，他也确实是这么选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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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下半年，刘江峰加入了深圳老牌手机企业酷派。

当时，酷派已经从跟360以及乐视的三角关系中走出，全面纳入尚在火热中的乐视生态体系。

2016年8月16日，乐视和酷派在乐视体育生态中心正式推出cool品牌，并发布首款新品cool1 dual。发布会上，乐视创始人、时任酷派集团董事长贾跃亭还通过视频正式任命刘江峰为酷派集团CEO，兼任董事长特别顾问。

刚刚回到手机行业的刘江峰，是踌躇满志的。过往的一段创业经历，对他来说也许更像是一次休整；回到老本行，刘江峰有了如鱼得水的感觉。

在接受界面新闻的采访时，他强调，自己要把酷派从面向运营商定制的公司转向面向市场的to C公司，从手机硬件公司变成生态型互联网公司，目标是在五年内酷派销量过亿，酷派手机重回行业第一，酷派集团市值过千亿。

另外，对于他个人来说，加入酷派也许还有另一层含义：他在荣耀的成功，与华为这家巨头在背后能够提供的资源不无关系；加入基础较弱的酷派，将会是体现刘江峰个人能力的一块试金石。

因此，一接过酷派的工作后，刘江峰就开始了紧锣密鼓的调整。

他先是对品牌进行瘦身，出售子品牌ivvi；其次，在战略、组织文化和品牌方面进行重新梳理，比如确立了两大品牌酷派Changer和之前的酷派对接运营商的品牌；最后，在人员上，他也在努力引进新鲜血液。

在产品方面，酷派的表现也取得了一些进步。2016京东3c双十一战报显示，在11月1日至11日期间，酷派的销售额同比增幅超过150%，排名第四，增幅超过vivo、华为、苹果等一线智能手机厂商。

这给了刘江峰更多信心。2016年12月底，他在一次采访中告诉界面新闻，酷派的目标是在2017年实现盈利。

但计划永远跟不上变化，乐视遇到的一系列危机，让刘江峰的野望逐渐化为泡影。

独立TMT分析师付亮告诉界面新闻记者：“乐视的资金问题使得酷派和供应商之间的关系变得微妙。对于酷派来说，如果想要大量推出产品，势必需要足够的元器件作为支持；但资金的缺乏又使得它们难以持续投入，难以形成足够的销售额来换取收入，最终形成了恶性循环。”

反映到财报上，酷派集团在2016年的收入为79.94亿港元，同比接近腰斩；亏损约为42.10亿港元，2015年则为盈利23.25亿港元。

虽然不想承认，但回头来看，刘江峰进入酷派的时机并不合适——他所搭上的，实际上是一艘千疮百孔、摇摇欲坠的大船。所以，几个月前，他离开酷派的消息就已经不绝于耳。

“简单来说，刘江峰的运气不好，时运不济。”付亮认为，“他在酷派一直受到各种制约，特别在乐视出事之后，他基本没有可利用的资源了。在没能推动变革的情况下，刘江峰本人也无力回天。”

不过第一手机界研究院院长孙燕飚认为，刘江峰在任上，还是利用了自己能力，尽可能地改善了酷派的状况。

“刘江峰通过出售子品牌、精简员工等手段，缩小了酷派的盘子；产品方面，酷派也能在他进来后维持在国内10名左右的位置。在酷派整体下滑的过程中，他算是延缓了这个进程，这也为酷派接下来找到接盘方打下了基础。”孙燕飚告诉界面新闻记者。

现在的传言是，来自深圳的地产商京基即将接手酷派。它们所看重的是酷派所有的土地资源。

但这都已经与刘江峰无关。

从酷派退任之后，刘江峰很可能会转型做投资人，不再冲在一线。

因为时机或是命运，从职业经理人变身创业者，刘江峰没走通这条路。但以他性格应该不至于后悔，就像他当年在辞职信里写的，“等多年以后回想今天时，我不希望后悔我不曾尝试。”

未来转身做投资，希望他能如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