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法院 17 日签发对三星电子副会长李在镕的逮捕证，这是三星成立以来掌门人第一次被批准逮捕。检查组指控李在镕有 5 项罪名，包括向朴槿惠和崔顺实承诺行贿 430 亿韩元（人民币 2.58 亿元）（目前已到账 250 多亿韩元）（人民币 1.5 亿元），给郑宥拉买了一匹售价 43 亿韩元（人民币 2580 万元）的马等。

长期以来，财阀都是韩国经济的支柱，在创造了“汉江奇迹”的同时也俨然成为“半国企”，也是韩国学生趋之若鹜的就业目的地。但行业垄断也一定程度扼杀了韩国创新的活力，导致一旦财阀经营不善，就会马上迎来国民铺天盖地的反对声。

去年，韩进海运的破产可以看作是韩国财阀经济不景气的一个例子，而三星本来应该稳定发展的支柱产业手机业务，也因为 Galaxy Note 7 的惨痛爆炸事故而化为泡影，给未来蒙上了巨大的不确定性。经营上的问题导致了对财阀存在“合法性”的质疑。

中国很多家族企业或创始人个性强烈的企业，以往的经验都证明企业掌门人如果被抓，对企业可能会有决定性影响，例如国美在黄光裕被抓后陷入了一段时间的发展停滞。对于三星来说，尽管它已经是“半个韩国”，但还是没能完全摆脱家族企业的烙印。

1987 年三星电子创始人李秉喆去世，其子李健熙继任后宣布公司开始“二次创业”，这被看作是三星今日成就的起点。而家族继承人掌舵带来的发展事实，也强化了三星家族式的管理体系。从“秘书室”到“战略企划室”到“未来战略室”，体系几度解散又重组只因为领导的需要。三星的这个“室”替代了现代企业的董事会职能，为社长服务以规划公司的未来发展。

以会长接班人被抓为契机，三星的理想状态应该是借此机会摆脱依赖社长和“室”决策的弊端，引入外部管理层进一步改善与活化公司治理，逐步成长为一个具备现代企业制度的企业。

韩国民众的怒火只有通过彻查真相和严惩罪犯才能平息。但如何平衡这一怒火，使得作为韩国目前经济支柱的财阀不至于全都“休克”，获得较为平稳的过渡，也是考验民众智慧的问题。

【来源：百度百家    作者：李书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