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现代传播》2016年年度对话《中国电影：从数字走向诗》之三，全文详见《现代传播》2016年第1期)

【编者按】近年来，中国电影产业异军突起，成为传媒与艺术领域引人瞩目的重要景观；2015年，以票房突破400亿为标识，中国电影产业发展迈向新的高度，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本刊“年度对话”首次专门聚焦电影，就电影立法、电影政策、电影产业、电影创作与传播、电影人才、电影文化建设等问题进行交流探究。

对话时间：

2015年12月25日16:00—20:00

对话地点：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传媒艺术与文化研究中心

对话者：

张宏森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局长

胡智锋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传媒大学《现代传播》主编、传媒艺术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整理者：

刘俊  中国传媒大学助理研究员、《现代传播》责任编辑

一、电影立法：《电影产业促进法》正在途中 

已通过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的《电影产业促进法》，是新中国文化领域的第一部法律。这部法律的制定，自2004年启动，历经十年漫途；也正是在这十年，中国电影无论从市场产业维度还是从文化艺术维度，都有了体量巨大的丰富和发展，甚至可以说这十年里中国电影获得了超乎想象的进步、发生过革命性的变化。站在中国电影走向产业井喷、走向电影强国的门槛，这部法律经由调整、补充、修订和完善而走向前台，似乎是一个最佳的时机。

胡智锋 （以下简称“胡”）：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电影立法的问题。《电影产业促进法》是新中国第一部电影领域的立法，也是第一部文化领域的立法。在我国，文化宣传领域的立法并不多见，因此本次立法推动，受到了国内外舆论的关注，这一立法的背景、过程和意义如何解读？

张宏森 （以下简称“张”）： 目前《电影产业促进法》通过了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同意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进行了第一次讨论，正在征集意见。我们期待2016年这个法能够顺利颁布，如能颁布，意义重大。这部法律是诞生在中国电影产业健康、稳定、快速发展的重要时期，可以说恰逢其时。如果在五年以前，中国电影实践没有像今天这么丰富，没有进入到全产业链阶段，也就无法迎接一些崭新的命题。一个行业做不到足够大的时候，法治要求的意义并不凸显。

长期以来，我们对“电影”的概念一直有不同解读，有的观点注重强调电影的审美功能和文化延伸功能，有的观点注重强调电影的教育功能，等等。把电影解读为电影产业，实际上是自党的十六大开始的。我们除了重视电影的审美、教育等功能外，还要强调电影作为产品的商业流通的不可排除性，这就必须用产业观点来组织电影系统、搭建电影框架，推动中国电影实现各功能的完善和全面发展。

一部法律的命名是非常重要的，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讨论当中，为什么在命名中称“电影产业”，又为什么叫“促进法”？围绕这个名字就有很多的讨论，命名也是经过了严谨的深思。关于“电影产业”的命名，我们认为这部法律，切实确立了电影的“产业”属性，有重大意义。它有助于中国电影和世界电影形成了全面对话的可能，而不是中国电影游离在世界电影话语体系之外孤独存在。它有助于我们找到电影繁荣发展可持续的路径——必须建立在自身体内循环畅通和系统完备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借助于其他的力量（比如说过去很多电影要借助于政府发动、团体组织、社会援助、行政命令等）。从产业的角度，我们必须在对艺术作品理解的基础上增加对产品属性的理解，在“作品+产品”完整的概念推进过程当中，通过市场路径，嫁接观众和电影的关系，寻找到电影的生命线，这可能是目前中国电影发展的合理道路。

之所以称“促进法”，不是说这部法律的框架里不包含管理的内容（这部法律的文本里管理的内涵和外延还是相对完整的），而是说除了管理之外，它很重要的使命还要“促进”。党的十六大指出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同时，积极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产业。到今天，中国电影走过了13年的产业化改革，期间实现了事业和产业双向推动，“电影产业”的命名也应运而生。短短13年的时间，相对于欧美许多“电影百年老店”，中国电影产业的基础还是相对脆弱的。产业正规化、体系化、可持续化的建设，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从这个角度来说必须要“促进”。

出台这部法律，我认为其重要性在于：第一，巩固人们对中国电影产业又好又快发展的信心；第二，规范中国电影产业在发展过程当中，应该规避的一些不应该出现的问题；第三，调动一切思想、情感、资源、政策的积极因素，加快推动中国电影由电影大国向电影强国迈进。三年前还不敢说中国电影将迎接电影强国的概念，但是今天这一代电影人应该有信心接过历史赋予的重担。

从世界范围看，我们这部对电影产业有更多综合覆盖的法规也有其意义：第一是这部法律标识出中国在电影产业这个领域目前具备的不凡体量，证明电影是中国不可或缺、不可忽视的产业和文化艺术种类；第二是我们希望在综合覆盖规范和促进措施等方面，这部法律也能和其他国家的相关法律条规互为参照，使之既有中国特色又能够参与到全球对话进程。

胡： 是的，立法的过程也是一个行业艰辛倍尝的见证。为什么把立法这个问题提出来，因为如今中国电影确实太“热闹”了，中国电影几百亿票房已经成为一种“新常态”。一个领域如果体量达不到一定规模，立法意义无法彰显。中国电影产业有了足够的体量，已经到了值得立法状态，只要进入立法状态，全球也都会关注：中国正在立一部关于电影产业的法。如此，这件事情也就不只是有电影本身的意义，而是一个具有广谱意义的重大事情。同时，立法特别是第一次立法，这种历史意义可能在起步的时候或许是悄无声息，但是从长时段历史的视野来看，它的符号意义和象征意义，无论是从中国的角度还是世界的角度，都将会永载史册。 

二、电影人才与电影文化建设：中国电影产业可持续发展的保障 

电影人才建设和电影文化建设，是电影事业、产业走向深刻和恒久的保障。在中国电影产业井喷的景观下，电影人才的缺口却清晰存在，人才缺憾不仅体现在高端创意与指挥人才，也在专业岗位人才的难固定、欠专业。而电影文化建设，则涉及到电影的公益放映、农村放映，涉及到电影教育、批评与研究，涉及到电影舆情，等等；这些电影工作努力的最终指向，都是希冀中国电影能够在经济与社会维度热络的同时，也走向一种终极的精神与灵魂的拔跃。

1. 电影人才培育：高端人才与专业人才并举 

胡： 电影产业的井喷，离不开电影人才的井喷，您刚才提到电影人才是目前中国电影产业发展的短板之一，具体的情况请您介绍一下。

张： 中国电影走向世界，需要积极开发市场营销，通过合拍电影实现中国电影“走出去” 目标。这次实现的《功夫熊猫3》的中外合拍，创意和技术制作虽然是以美国为主导的，但影片里遍布篆刻、丝绸、丝竹、气功、八卦等中国符号，外国观众会好奇这都是什么，然后告诉它们这是汉字，是中国的文化。同时，合作中我们的技术人员、工作人员跟进《功夫熊猫3》的制作，学到了不少可贵的东西。电影人才的培训只靠观看领会是不行的，必须深入参与到其中的制作。我们也是借国家外交发展战略的大势，推动合作和开放的局面不断拓展。

在产业井喷的局面下，我们对电影人才的需求，第一是电影高端人才需求。从创意到指挥系统的人才，包括导演人才、复合型制片人才，我们还远远不够。有人做了一个推算，中国一年需要200到300位电影导演，因为中国电影市场未来可以容纳400多部电影，一位导演一年不太可能拍多部片子。盘点中国现在能工作的导演，按照有些人的计算方法，整个华语圈找不出100位。我们刚刚欣喜地看到中国电影新力量涌现出来了，但是群体还不够大，不够整齐，希望未来在人才结构上能够更加合理。

第二，我们还需要专门的技术型人才。我们缺这样的一些人，他们能固定在电影的专业岗位上，一专到底，成为优质技术工种人员。比如说跟焦点，毕其一生都跟焦点，能够实现摄影师和导演的完整意图而焦点不丢。在中国找一个好的焦点员是很难的，因为焦点员如果焦点跟得很好，两年以后大概就要做主摄影了，再往后还可能做导演，没有在这个岗位上固定住，成为岗位的领军人物或者优秀的专业人才。

再比如，中外化妆师粘毛发，用的材料、工具都是一样的，我们因为缺乏专业的程序和持之以恒的敬业，所以老外毛发粘出来就是比中国人更加栩栩如生：我们粘出来的像是假的，人家粘出来的一看就像是真长出来的。还有道具助理、照明助理、美术助理、摄影助理，我们缺少这样的专业人员。这方面香港专业化程度比我们高，美国当然更比我们高。以至于张艺谋拍《长城》，美工系统要给一个柱子刷油漆，美国方面要从美国调八个油漆工来，就是刷油漆他们也非常注重均匀度、饱和度、质感度。那么我们需要从美国找八个油漆工做油漆吗？完全不需要！后来我们的置景师傅主动请缨，找了几位中国油漆工，结果刷得一样好，效率还更高！但这件事说明，我们对一些工业细节的要求上，还不够精致和专业，美国人对我们的信任也有欠缺。

2. 电影文化建设：从数字走向诗 

胡： 我们的电影文化建设，包括进社区、进农村，也包括电影教育、电影批评、电影学术研究，还包括电影社会舆情（因为局里肯定不断地面临各种各样的舆论，我们暂且命名为电影的社会舆情，也就是电影舆情，实际上它也是电影文化很重要的一部分）。如何通过电影文化建设，弥合不同族群、不同价值观的冲突，建构文化共识、价值共识？

张： 是的，电影还是要实现一条道路——从数字走向诗。我们现在拥有了人次和票房，但是我们需要的是征服人心。就像卓别林说过：“除了机器，我们更需要人性；除了智慧，我们更需要善良。没有这些品质，生命就没有意义。”您刚才说到文化冲突，说到不同价值观之间的分歧，在未来一段时间，在中国电影领域还会存在，甚至较大规模存在，正是因为我们征服人心的工作做得还不好，怎么样用最真诚、最智慧、最好的电影表述，赢得人心，这方面还有太多的工作要做。赢得了人心，我们就靠近了经典，我们也就会促使不同价值观之间冲突和分歧的弥合。这些首先要从电影本身做起。

还有一个需要做的工作就是，中国电影工作者需要认真的倾听。中国电影发展历程当中，始终应该感谢批评者，虽然批评者的声音有时非常刺耳，让人坐不住，让人不高兴。但批评者让我们在工作当中能够有所理性、有所冷静、有所慎重。一定要倾听，谁懂得这个，谁肯定进步很快；谁没有这种胸怀，就很麻烦。批评者的推动与扶持，内化成自己的反省，内化成新的创作冲动和创作力量，这对未来电影文化生态系统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关于农村放映，其模式在今天互联网背景下和小康社会建设中，需要升级换代。我们正在探讨怎么样让农村放映、公益放映能够更加有效落地。我们面临的一个困窘是，青壮年农民工都在城市了，留在农村家里的都是老人和孩子，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农村的公益放映怎么样能够真正有效，是我们需要着力思考的问题。

我们最近在浙江推动农村电影公益放映试点改革，大概有三个层次。在有条件的乡镇，我们也应成立以公益为主体、商业为辅助的乡镇影院，把露天放映改善成为室内放映。能否把最新的片源，以最快的时间窗口期送到农村，我们在尝试。校园院线我们也在着力推动打造，去年我们就和教育部签订了建立校园院线的计划，增加校园院线数量，缩短窗口期，降低票价。中小学生看电影，我们也很发愁这件事，特别是应试教育和集体组织看电影有安全隐患的情况下。好在现在周末家长可以带着孩子看电影，这也是当前动画片发展较好的原因之一。我们2015年推出了一个叫“动画，你早”的项目，想打造一个机制——利用周末和节假日上午的相对空闲的场次时段，专场放映少儿电影或者动画电影。这个活动从2015年暑期开始推出，在今后还将更加完善。

打造和完善电影生态文化系统，我们希望中国电影能够成为百姓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成为稳固不变的恒定文化消费习惯、生活方式。到了那一天，人们常态地、普遍地谈电影、看电影、写电影、拍电影、批评电影、研究电影，而不是把电影视作“想起来就有，不想起来就没有”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