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年过八旬的美国学者，在10年之前，立下志向要写一本向美国人介绍亚洲重要发展的图书。最后，他把目光锁定在了邓小平身上。他认为，亚洲的 重点在中国，而对中国现代进程影响最大的，正是邓小平。他花掉了10年时间，写出来一本《邓小平时代》。这位学者，就是美国哈佛大学荣休教授、费正清东亚 研究中心前主任傅高义。

在这本厚厚的书里，傅高义毫不掩饰对于邓小平的钦佩之情。他写道：“我尽力客观地对待邓小平的言行，也没有掩饰我对邓小平的钦佩。我认为他对世 界有着巨大的影响，改变了一个当时还承受着‘大跃进’与‘文革’后果的国家的前进方向。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对世界的发展有过更大的影响。 我希望中国人民认可这本书是对理解改革开放时代的一次严肃的尝试。”

“邓小平走的路，他们继续走，只是情况不一样了。”2013年1月18日，《邓小平时代》作者傅高义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并没有清楚地给出自己的界定：现在是“邓小平时代”，还是“后邓小平时代”。

21年前的这一天，邓小平开始南巡。

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的书房里放着邓小平的照片，这张照片后来用作了《邓小平时代》一书的封面。在他的书房里有不少与邓小平有关的中英文书籍。直接有关的书有三十多本，间接有关的就更多了，诸如《周恩来年谱》、《陈云年谱》等。

傅高义和同辈的汉学家不同的是，不仅有很强的汉语阅读能力，还有一口极其流利的汉语。在采访中，他轻松地说出：落井下石、举重若轻、韬光养晦、独一无二等成语。

早在1961年，傅高义就开始了对中国问题的写作和研究，他在写作《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广东：一个省会的规划和政治(1949-1968年)》时，在香港研读所能找到的中文报纸，其中很重要的资料是《南方日报》，他在助手的帮助下，花了两年多的时间进行整理筛选，最终完成了著作。后来，他采用同样的方法，用十年时间完成了《邓小平时代》的写作。

2012年《邓小平时代》在内地正式出版。这是一部64万字的大砖头，注释多达80页，采访了300多人。傅高义和众多各个时期的中共领导人及其亲属也成为了朋友。

傅高义说，《邓小平时代》还将继续修订，采访也还将继续，他希望那些没有接受他访问的人能够接受他的访问，其中最让他牵挂的是邓朴方。傅高义说，邓朴方已经拿到了这本新书。如果他接受采访，自己的身体状况也允许的话，可以考虑一下再飞来北京。

“《南方日报》对我的帮助很大”

南方周末：你早期很多著作都跟广东有关，当时是出于什么考虑?

傅高义：是因为关于广州的材料多。我从1961年开始写中国的事，前两年在哈佛看书，第三年我来到香港。当时研究中国社会，去香港的比较多，同时也有一批人去了台湾，但是依我看，台湾有偏见。我想深入地了解一个地方，最好的材料当然是广东。当时有一批人是从香港到广东，又从广东回到香港的。还有一批难民，本来在广东，后来到了香港。香港了解广东的人比较多，所以我想研究广东。

南方周末：你第一本书的很多研究资料来自《南方日报》，这些资料对你的帮助大吗?

傅高义：非常大。从1949年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南方日报》每天都有。政策每天都有改变，很容易理解政府发表的是什么意见，那时的考虑是怎么回事。后来我找了一个原来在广东的小干部当我的助手，那人本来在香港高中参加共产党领导下的爱国主义运动，解放初期去了广东。所以他解放后十年都在广东那边工作。反右运动开始后，他从广东回了香港。在我见过的人里，他算是比较客观的，也有好奇心。我们坐在一起读《南方日报》，我问他那是什么意思，他看着报纸说：哎呀，这个我记得，那个某某事件，现在我才了解了。看到某某的文章，我问他那是什么意思，他就跟我解释为什么一个干部会写那个文章。

南方周末：你觉得《南方日报》跟中国其他地区的报纸有多大区别?

傅高义：当时我没有详细看别的地方的报纸，我觉得相同之处很多。但《南方日报》也有特殊的问题，像华侨问题。对我来说非常有兴趣的是土改。本来是搞土改，几个月以后，报纸批评原来的土改是和平的土改，是地方主义。北方南下的干部实行的比较严格的土改，跟本来的土改有什么区别，那个过程在这本书里面可能是最有意思的一个问题。

广东有本地的干部，也有部队南下的干部，陶铸来了广东，他年轻的助手来帮助他，二十八岁的赵紫阳。

《南方日报》是傅高义解说广东和中国的重要信息来源。图为1992年3月31日《南方日报》头版，文章《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入选高中语文课本。 (南方报业 供图)

南方周末：你当年对广东地区做的这些研究和写作，对于后来写邓小平这本书是不是有帮助?

傅高义：我想理解共产党基本的体制，那个小干部帮我了解了共产党的宣传部门、组织部门工作的基本系统，我还可以了解基层的人是怎么回事。

但1980年代我有更好的机会。那是我的第二本书。哈佛在马萨诸塞州，我和州长很熟悉，马萨诸塞州跟广东是姐妹关系，广东的领导人过来考察，我陪他们参观，我和他们的关系不错，所以他们邀请我来广东做一些研究，写一本关于广东改革开放情况的书。我当时在经济委员会，可以有机会去看全省的情况，也可以到县经委主任那里了解县的情况，看了很多东西。

后来写邓小平这本书，邓的很多活动发生在广东，而我在1980年代已经很详细地了解了当地的情况。写邓小平要考虑到中央的活动，但地方上面临着什么问题，地方跟中央是什么关系，我都有很大的基础。

南方周末：你和当时广东的经济发展委员会主任接触的时候有什么印象?

傅高义：我当时认识了张高丽。我认为他的运气很好。他在茂名做一个石油工程，后来因为要干部年轻化，正好他合适，就给了他一个机会做经委主任。他当时在省政府没什么经验，就用心地学了。当时的省委书记是林若，我觉得林若比较严肃，人也好，是潮州人。后来我跟他的儿子也变成朋友。

我最好的朋友叫杨迈，他是广东经委副主任，杨迈本来在燕京大学念书，他在那边也上过一个外国人讲的社会学的课。他觉得广东做对外宣传，需要有社会学者来访问它，要比较全面的访问，而不仅仅是经济。所以他邀请我来，那个人非常聪明，他在燕大学经济学，但是1950年、1951年以后经济学没什么前途，所以他学了工科，变成了一个工程师。改革开放初期，因为他本来是广东人，会讲广东话，又是老干部，很有经验，所以中央派他去广东任经委副主任。党需要的领导人是可靠的，纯粹的，政治完全没问题的。很多事情杨迈非常了解，他对广东省经济的发展起到很大作用。我陪他去了很多县，跟县级经委的人谈话，可以了解县级的人怎么做。也可以了解广东省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的很多事情。我觉得这是特别好的一个机会。

“邓小平是举重若轻， 周恩来是举轻若重”

南方周末：你很善于抓住邓小平的一些细节，比如，你发现中国领导人和外国客人在一起的时候，一般是看前面的，但他会转过头。

傅高义：他很直率。很多外国人见到他，他们都说他特别直率。即使他说了比较尖锐的话，对方也会觉得可以跟他谈得来，可以跟他交换看法，而不是恨他。虽然看法完全不一致，但他是可以相信的。

南方周末：你写到邓小平跟基辛格谈判时非常强势，却并没有超出外交礼仪的范畴。

傅高义：当然，但基辛格1974年第一次见到邓小平时，他说这个人还是个学徒的样子。基辛格最喜欢的是周恩来。我想邓小平不会说、不会用外交辞令，但周恩来能用，基辛格能用。基辛格跟周恩来两人的关系很不错。后来基辛格也佩服邓小平，但跟周恩来比较，周恩来能说很客气的、软的问题，邓小平不会，他会直截了当地说。他很清楚他在跟你讲什么。

南方周末：写到邓小平就不能不说毛泽东，不能不说周恩来，你在书里对他们三个人都有评价。

傅高义：他们在一起这么多年。邓小平和周恩来在法国一起，在上海地下党工作也在一起，1952年从西南局回到北京，他们一起工作，一直到1967年都是一起的。后来，1973年邓小平从江西回到北京以后，1974年、1975年邓小平领导外交的工作，是周恩来教的，他们的关系这么长期是很密切的。

不得不说高文谦，高文谦太太的爸爸是周恩来的秘书。高文谦在文学研究室工作过十年，对周恩来非常了解。后来他跑到美国来，我跟他是朋友，跟他谈了很多。一些北京的朋友不完全同意他的看法，他用的材料当然是好的材料，但是不够客观。他告诉我周恩来跟邓小平在1974年、1975年的确有一些摩擦。他也告诉我，1950年代他们两个人在北京也有一些摩擦。但我跟邓榕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她说她没有感觉有冲突、有摩擦。我认为在周恩来最后一两年，1974年到1975年，他们的关系特别密切。我估计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周恩来身体的确很不好，邓小平想拜访他，这么多年的朋友应该拜访。第二，他们处理一些外交问题，因为周恩来有长期的经验。

南方周末：你能够概括一下毛泽东、邓小平、周恩来三个人的性格特点吗?

傅高义：邓小平很直率，很有自信，也长期打过仗，在前线做具体工作，是大方的，所以能大方地看很多问题。

周恩来能妥协、能跟人接触。周恩来年轻时，如果遇到的情况不一样的话，后来很可能会做第一把手。但延安时期受了批评以后，他一直很紧张。他了解外国的情况，事无巨细都能记住。邓小平是举重若轻，周恩来是举轻若重。所以大胆地走路，做一把手，我认为邓小平更合适。

毛泽东哲学历史看得多，也考虑怎么打仗，是非常能干的一个人。他喜欢搞革命，也考虑了很多事情。但1956年以后问题越来越多。

“邓小平的影响还很大”

南方周末：你对邓小平的评价非常高。

傅高义：我并不是说他做得很好，但读者应该理解他考虑了什么问题，为什么这样做。我觉得这是作家的责任。

南方周末：邓小平在共产党里是不是一个很特别的人?

傅高义：比较接近他的，我想可能有一批，余秋里也打过仗，也很直率，很自信，很聪明的。要是有更大的机会，纪登奎这一类的人物可能比较接近他。要看人在什么位置。比方说，基辛格1974年觉得邓小平不了解外国，当时邓小平知道毛泽东怀疑他，所以说话非常小心。余秋里比较忍耐，因为他没在那个位子，但他会不会像邓小平这样做?可能会，如果他们有这个机会。

南方周末：邓小平是不可替代的?

傅高义：对，他跟那个时代是独一无二的。

南方周末：你觉得现在还是邓小平时代吗?还是后邓小平时代?

傅高义：我认为邓小平的影响现在还是很大，中国现在强了，很多人已经富起来，应该多帮助还没富起来的人。邓小平走的路，他们继续走，只是情况不一样了。

南方周末：可不可以这样说，邓小平这样一个人物只能在中国出现?

傅高义：现在日本的社会比较稳定，毕竟有基础。所以我想现在不会有邓小平那种人了，但是明治维新初期，有几个人性格与邓比较相同，我认为他们的作用也比较相同的。

南方周末：你曾经说过，采不采访邓小平本人不重要，采访他的子女、他周围的人反而更重要，为什么?

傅高义：我认识一个已经去世的日本作家，他的书写了一个领导人，但是他故意没有跟那个人讲话。围绕着很多方面，就写了一本书。他后来见到那个领导人，那个领导人说，你非常了解我了，想不到你会这样做。

这是一个方法，要是你围绕一个人，非常了解他做的事，基本也可以达到目的。

南方周末：你写这本书的时候，心里有没有使用之前别人写政治家的书，作为榜样或者蓝本?

傅高义：没有。我本来是学社会学，我的一个教授告诉我们，全社会的各个情况你应该都了解，对每个人要了解他的性格，也要了解全社会的情况，包括政策。

写人的书，我看了一些，比方说写赫鲁晓夫和斯大林的。

我准备写这本书的时候，的确看了很多人写某某人的书，比较好的也有。但他们本来是学政治学的，我本来是学社会学的，希望了解全社会的情况。所以那些书的作者，没有跟我的背景是完全一致的。

南方周末：你对日本也有很多研究，你觉得中国应该向日本学什么吗?

傅高义：第一，质量管理。你看温州的高铁事故，日本从1964年有新干线到现在，没有一个人死亡，不值得学习吗?不仅仅是高铁，还有很多方面的，尤其企业管理。日本的犯罪比较少，全世界最长寿的人也是日本的。所以日本社会还是比较强的社会。暴发户在中国多，在日本基本没有。我认为作为更平等的社会，自然有钱的和没钱的有分别，但是没有中国这么厉害，日本做得也很不错。